“我不告了，给我办手续，我要撤诉！”不久前，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庭上，原告老罗“腾”地站起来，声音中带着几分愤怒与无奈。
“你看你，咋又急了？你先坐下咱们再唠唠，要是还不满意，我再给你办撤诉行吗？”丰台区法院民事审判二庭法官彭宇赶紧起身安抚。
一般来说，原告提出撤诉，要么是因为矛盾纠纷已经解决，要么是原告自动放弃诉讼权利，无论哪种情况，只要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不得撤诉的情形，法院应该予以准许。但彭宇为何“拦”这么一下？故事还要从矛盾本身说起。
小纠纷酿成大矛盾
老罗在一场交通事故中脚踝受伤，在医院进行了手术治疗，前后耗时一年有余。老罗认为，自己迟迟没有恢复是因为医生在手术后给伤口换药时手法不当，过度挤压导致伤口难以愈合，因此他对医院的治疗极为不满。“我问医生多久能愈合，医生都说不清楚，他们就是有问题！”老罗愤愤不平，一纸诉状把医院告上了法院。
诉状中，老罗称其在北京租房居住，同时租了房子准备用于公司经营。但因脚伤迟迟没有痊愈，公司不能正常运行，导致他没有收入，但租房的支出却有增无减，病痛和经济压力让他感到艰难无比。因此，老罗除了主张医疗费、护理费，还主张了误工费、房租等损失。
医疗责任纠纷案件专业性极强，绝大多数案件都需要专业鉴定。根据老罗的申请，法院启动了鉴定程序，但因为情况疑难复杂超出机构鉴定能力，没有被机构受理。一边是老罗的维权心切，另一边是证据缺失，老罗愈发焦急和愤怒，耐心即将消耗殆尽。
“我要撤诉！”
“不能干等了！”彭宇深知医疗纠纷当事人的特殊性，他们本就因为伤痛就医，后又对医疗不满引发纠纷，法院是他们最后的“救命稻草”，如果让他们感受到连最后的“稻草”也抓不住，他们往往容易作出极端行为，从而引发更大的矛盾。调解迫在眉睫。
“伤口不愈合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，你看就连鉴定都鉴定不出来，所以很难说就是我们造成的。”第一次调解中，医院代理人表示。
“不是你们还能是谁？难道是我吗？”老罗一边反驳，一边拿出自己拍摄的伤口照片和与医生的微信沟通记录，反复陈述自己当时急于康复的心情，以及对医生不明确答复的不满。
彭宇正要进一步做工作，失去耐心的老罗突然就站起来了：“不告了，法官，撤诉办什么手续，我要撤诉，我要去找医生！”
“去找医生？”彭宇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脑海里闪出新闻上那些伤医事件。
“你申请撤诉是对我们法院工作有什么意见吗？现在进行的调解基于自愿合法的原则，如果你不愿意调解，我们可以再次启动鉴定程序，你的案子一定会得到妥善解决。”彭宇没提出自己的疑问，而是询问老罗是否是对法院工作不满，并作了表态。
老罗很意外，他愣了好大一会儿才缓缓坐下，把已经收好的诉讼材料重新拿了出来，情绪也逐渐平复下来：“法官，我对法院没意见，就是要求案件公开审理，让人们都来评评理，看看是不是我老罗胡搅蛮缠！”这个诉求合理合法，彭宇当即就应下了，算是“留住了”这个当事人，也暂时“压下了”他的怒火。
各退一步，案结事了
根据老罗的申请，鉴定工作再次启动。然而，第二轮、第三轮同样都没有鉴定机构应询出具鉴定意见。“事已至此，这庭硬着头皮也得开啊！”面对未知的庭审，彭宇不免有些许担忧。
果然，庭审中，当彭宇再次询问双方关于调解的意愿时，双方均坚持原有诉求和意见，并且言辞激烈，互不相让，气氛再次变得剑拔弩张。
彭宇判断，这样的对峙只会让矛盾进一步激化，于是他果断制止了老罗的过激语言。在完成法庭调查后，他宣布休庭，决定采用“背对背”的调解方式，最后一次试图打破这个僵局。
“根据法律规定，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，患者需要对医方诊疗行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，目前没有鉴定意见，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你的全部诉讼请求，选择诉讼存在风险，另外时间成本也需要考虑。”
经过三次无果的鉴定，基于对彭宇的信任，老罗终于认识到，法院已经穷尽了所有手段，并感受到法官的认真负责和良苦用心。沉思片刻后，他抬起头对彭宇说：“法官，我看你是在真心帮我，我也想尽快拿到赔偿，我同意降低赔偿数额。”
老罗的退步让医院代理人也有所触动。“法官，之前我们就同意赔偿，但是金额一直谈不拢，这个案子法院做了这么多工作，我们也愿意配合，希望能够尽快化解纠纷。”
终于，在最后一次的庭审中，在彭宇的主持和见证下，双方就赔偿数额达成了一致意见。退一步，海阔天空；各退一步，案结事了。
这时，放松下来的彭宇最终也没问老罗当初撤诉去找医生是要干什么，他拍了拍老罗的肩膀安慰道：“人这一辈子谁都难免遇到坡坡坎坎，还是要理性处理啊！现在脚伤也好了，官司也了结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！希望你的生意越做越大！生意兴隆！”
听着法官的话，老罗郑重地在笔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。那一刻，法庭是安静的，走出纠纷困扰的老罗内心也是平静的。
来源：最高人民法院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