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7岁的阿包觉得，人的一辈子从娘胎里出来就带着几分天定的命数。而她的命，像是被荆棘缠绕的藤蔓，从根上就扎进了苦楚。
8岁丧母后，阿包辍学回家，在饥饿和忍耐中挨过整个童年；20岁还不知婚姻为何物，就被推入了大她18岁的男人家门，三年间生下两个女儿。
为了支撑起这个家，个头仅有一米五的她卖菜、倒煤渣、扫厕所，可命运并未因此宽待她——急于谋生的她走进人才市场，却被人贩子诱骗，从贵州的山沟拐到了几千里之外的河北平原。
身无分文、大字不识，她凭着求生的本能，花了四个月的时间，一路逃回贵州。满怀期待地奔回家，却发现丈夫已经把前妻接回，两个女儿衣衫褴褛，脸上沾满泥垢。
她咬紧牙关，咽下所有委屈。后来，她在医院找到了稳定的工作，省吃俭用，把两个女儿供到了大学。可每当日子要透出一丝光亮，命运便又挥下更重的拳头——哥哥与丈夫接连患病去世，而她辛苦攒下的积蓄，又被电信诈骗洗劫一空……
直到50岁，她的生活才终于像一条蜿蜒的河流，流入平缓的河道。她对着手机录音，一字一句讲述自己的故事，再一笔一画誊抄到笔记本上，最终，这些字句凝结成了一本书——《阿包》。
这不仅仅是一个“苦尽甘来”的故事，而是一个女人在命运一次又一次的碾压下，始终没有松开攥住希望的手，也从未让心底的善意被苦难磨灭。
现在的阿包，写作成为了她的新工作。她的第二本书已经完稿，第三本正在创作中。随着《阿包》出版后，她跟着出版社去了深圳、广州、北京，参加分享会，接受记者采访。
今年4月，她来到北京参加活动，这是她当年被拐后逃亡到的地方。与之前不一样的是，那时的她战战兢兢地待在收容所，而这次，她吃了北京烤鸭、南门涮肉，逛了故宫，伴着鼓楼的鼓声起舞。
几乎每场线下分享会，都有读者红着眼睛说，家里有长辈跟阿包有着相似的经历——她们来自大山，经历早婚、早育，被辍学、被诈骗，拼了命也要托举自己的下一代读书。
苗语里“包”是一种长满刺的植物，夏秋开花、冬季结出红色的果实，在贵州的山野里随处可见。阿包的人生，就像这株小小的植物，在极少的资源下展开。她没有逆袭，也没有世俗意义上“成功”的结局。她不完美，但足够鲜活。
以下是阿包的自述。
阿包。受访者供图
“再长的路程，也能绕过那道弯”
我叫李玉春，苗族人，苗族名字叫“包里给”。“包”是我的名字，“里”是我爸爸的名字，“给”是我爷爷的名字，家乡人都叫我“阿包”。
我的老家在黔东南的雷山县固鲁村，家里四个兄弟姐妹，我排老三。8岁那年妈妈病逝，转年爷爷奶奶劝爸爸再娶个媳妇来照顾我们。后妈带着4个孩子来到我家，这下家里有8个孩子，一睁眼就是10张嘴要吃饭。
后妈把粮食锁起来管着，我经常饿着肚皮去干活，一到山上就开始想妈妈，总想着要是妈妈还在，我是不是就不用受这些苦了。
在我11岁那年，后妈说，女孩都不准去读书了。我把该干的家务干完，挑红薯藤、割草药、采茶叶，攒好了两块八毛钱的学费，就这样坚持读完了二年级。但是爸妈却说：“家里很困难，钱要拿给家里用，不能再往学校花了。”
就这样，我辍学了。在学校学的那几个字，慢慢地也都忘光了，只会写自己的名字。
1973年，5岁的阿包人生中所照的第一张照片。（左起）哥哥、妈妈、姐姐，阿包、爸爸、舅舅。受访者供图
16岁时我就出去打工了。老乡给我介绍一个男人老赵，他比我大18岁，离过婚，还有一个7岁的女儿。那时候我20岁了，什么都不懂，连“嫁人”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，以为去他家就是“走亲戚”。
跟了老赵转年，大女儿就出生了。那时老赵有点重男轻女，觉得再生一个应该是男孩，结果又是个女儿。我只知道有孩子了就拼命地挣钱，让家里两个小孩读书长大。
我去人才市场找工作。有个女人说跟她去上海送趟东西能赚300块，我就和另外两个女人跟着上了开往北方的火车。那时候哪知道这是个骗局啊，我还傻乎乎地任由她把我身上的东西收走保管，下了车看到“河北省”才隐约感觉被骗了。我荷包里一分钱也没有，只能听她的。
就这样我被卖到了一个家庭，我告诉他们我是被骗过来的。那家人得知我有两个孩子还结扎了，气得让我写信给贵州家里，打3500块钱，这是他们买我的价格。
信寄出去石沉大海，我只能自己想办法逃。隔壁四十来岁的阿姨看我天天哭，悄悄告诉我路线。有一次去集市卖花生，我趁机逃了出来。好心人把我送到北京收容所，警察给我买了回家的火车票。
就这样，在离家4个月后，我回到了贵州。可还没进家门就看到两个孩子身上脏兮兮的，大女儿告诉我，老赵把前妻接回了家。
那几天我整宿整宿睡不着，我拼了命，从被拐的地方回来，他却等不了我4个月。
20岁这一年，阿包嫁给了大她18岁的煤矿工人老赵。受访者供图
那英有一首歌《山不转水转》，最后一句歌词：再长的路程，也能绕过那道弯。我想，人生道路漫长，自己想得开就总能走过去。
我把身份证和结婚证都揣在荷包里，要是离婚，就带两个女儿回贵阳租房打工。后来老赵让他前妻走了，我就继续跟他过。那时候是真恨他，可为了让孩子们有个完整的家，这口气我忍了。
孩子几乎成为了我后半辈子的念想。让她们俩好好读书、长大成人是我唯一的目标。为了她们，我什么苦都能咽得下。
希望这些苦日子不再发生在孩子身上
我一直觉得自己的故事不太光彩。可能有人看了会同情我，也有人会觉得我是因为太笨才会过得这么狼狈。直到书要出版前一个月，我才慢慢想开了。别人爱笑话就笑话吧，我装作看不见就好。
我这一生对写字最难忘的印象就是在北京和武汉的收容所里。他们叫我签字，我觉得我写得很不好，因此担心他们不会送我回家。那个时候我真的很后悔小时候没有争取到读书的机会。后来我遇到的这些苦难，包括被拐卖和电信诈骗，也是因为没有文化导致的。
仔细想来，最早冒出写书的念头，也是在我被拐卖逃回贵阳之后。我想告诉两个女儿，妈妈那些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。但是那时我不识字，念头只是一闪而过。
真正让我重新想这件事，是后来和潘哥在一起生活的时候。潘哥退休前是大学教授，40年前他和我表姐在一起，我给他们带过几年孩子。
2023年阿包和潘哥。受访者供图
2018年潘哥突然联系我，他说自己腰椎间盘突出，完全不能动弹，想让我去照顾他。后来我得知，他这些年过得也很波折，与表姐离婚后的下一段婚姻也不顺心。找到我的时候，他身体特别差，免疫力低下，连喘气都费劲，甚至找了摄像师录了遗言。
那时候我的哥哥和老赵已经相继去世了。哥哥是在2004年因为尿毒症走的，因为后期我和嫂子家里都没有一点可以给他做透析的钱了。我想把肾给他，但是手术的20万元更是天文数字。
哥哥走后8年，老赵查出来直肠癌晚期，已经转移到肝了。化疗的药10颗就要3000多元，但是还是救不回来他。离世的时候，他身上皮包骨头了。之后的几年里，大女儿和二女儿相继出嫁，我就只有一个人了。
我照顾了潘哥一段时间，他的身体慢慢好转，后来提出想和我一起生活。我犹豫了很久，最后还是答应了。
他每天就是吃饭、锻炼、看书。有次我说，我的经历要是写出来，说不定也能成一本书呢。之前他也听我讲过一些往事，说我以前真是吃了太多苦。他鼓励我把这些都写下来，争取出版。
写书对我来说太难了，因为我根本不识字。潘哥拿来书和电脑，教了我十几天打字，可我实在是学不会。好在现在手机能语音转文字，我就对着手机说自己的故事，感觉说到一百来字了，就停下来抄在本子上。
那段时间我经常晚上10点开始写，等潘哥和外孙女都睡觉了，我就安安静静地回忆，小声地讲。一年的时间里，我写好了整本书。因为没有标点，潘哥拿到学校全部誊到电脑上，花了一个月时间修改好。
到现在常见字我都能认得了，可以说写书的过程补上了我小时候没上完的识字课。
女儿看完书说：“妈妈你那么苦，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。”那么苦的日子，没必要告诉孩子。我只想给她们说一些鼓励的话，让她们好好过日子。
后来记者采访的时候，女儿也哭了，她们觉得妈妈是个很了不起的人。她们回忆上大学的时候，班上同学都是父母贷款或者借钱供读书，毕业后让他们自己还债。我的两个孩子，我从没贷款给她们上学。我卖过菜、倒过煤渣、扫过厕所、做过保洁和保姆，没有文化，只能靠卖力气赚钱。但是她们俩每个月的生活费和学费我都提前准备好。
不少媒体找到我采访，发出来的报道我会看评论，但是不会转到朋友圈。到现在为止，亲戚朋友也不知道我写过一本书。
我一生的酸甜苦辣基本都写在这本书里了，写的时候不知道哭过多少次。书出版后，我从来没敢完整地看过，怕看了又会伤心。
我希望这本书可以一直让后代的人看到，希望我经历的这些苦日子不要再发生在孩子身上了。
“人是三节草，不知哪节好”
刚和潘哥在一起的时候，人多嘴杂，我俩身边都会有很多闲言碎语。他们觉得我没有文化，潘哥找我不是娶媳妇，而是找个保姆伺候他。
我也偷偷观察过潘哥。他不管去单位还是和朋友聚餐，都会带着我，逢人就介绍“这是我爱人”。他会给我夹菜，也会在下雨天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我披上。他们学校办活动人多我不爱去，他就把水果点心和糖果带回来给我。
我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，被妈妈疼着的时候。
潘哥喜爱摄影，没事就开车拉着我去寨子里拍照。这7年间，我俩跑遍了贵州黔东南几十个村寨，跟苗族老乡一起过年、跳芦笙舞。他还带我去了他曾工作过的湖南，专门去了张家界玩。
和我在一起之后，他的身体也好了许多。后来他母亲病重到去世，都是我们俩在床前伺候汤药。渐渐地，那些说闲话的人也改了口。
老人常说：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；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”这句话到现在我还是信的。从河北逃回贵州的路上，我身无分文，遇到的警察和好心人给我买饭、买车票。我一直感谢他们。
这么多年，我也一直凭自己的良心来做事。跟着潘哥下乡拍照时，我看见有的老人鞋都穿烂了。后来我在湖南看到一家超市打折卖解放鞋，25元一双，我买了4双，放在车的后备厢，现在送出去两双了。我荷包里还总放着几张10元钱，见到可怜的老人就塞一张，老人高兴半天。
去年12月，潘哥和阿包去云南丽江旅游。受访者供图
潘哥拍照的时候，小孩子围在他身后好奇地看，我买二三十块钱的糖揣在荷包里分给孩子。看见他们，就想起我小时候眼巴巴望着城里人的样子。现在两个外孙女长大了，她们小时候的衣服我洗得干干净净包好，遇到家里孩子多的就送一包，告诉他们这是洗好的，穿脏了丢掉就行了。
看到他们高兴，我也跟着开心。
我们农村有一句俗语：“人生三节草，不知哪节好。”意思是人像草一样，不知道哪一节会长得好。所以永远在过得好的时候不嚣张，在过得不好的时候要有希望。
现在这平平淡淡的日子，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福气。也许这就是我的命——苦了大半辈子，终于等到甜的时候。
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
编辑 胡杰 校对 李立军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