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父亲吴宓（字雨僧，亦字雨生）是一位经历了晚清、民国、共和国三个时期的学者、诗人，在他与同辈人生活的那个时代，除非处理紧急要事，偶尔拍发电报或通电话，书信才是最为普遍广泛通用以传递信息的重要工具。
父亲生前喜欢写信，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，他几乎时时都在写信、复信，亦经常接读各方来书。有关于清华外文系系务的，也有《学衡》杂志和《大公报·文学副刊》投、退文稿以及对他所编报刊提问或批评的各种信件，最多的还属亲长师友学生来书。我见过父亲分门别类搁置所收书信的纸箱木匣，虽然定期清理，还常堆积得满满当当。知友来书，则列于长案几上，分别叠放，便于随时检取展读回复。而如他尊敬的师辈白璧德（Irving Babbitt）、穆尔（P. E. More）、黄节（字晦闻）、张尔田（字孟劬，号遁庵）、柳诒徵（翼谋）等先生的手谕来书，他总在恭读后用纸包好，收藏于书桌屉内，不时取出重读，感受教益。知友书信亦多是父亲喜读和郑重保存的，内容不仅谈书论学，探索人生哲理，共商志业大计，交换各种信息，亦互通款曲，倾诉衷肠，叹时代风云的变幻，忧国家民族之兴亡。有时也说些身边人，眼前事，感慨生活的甘醇与苦涩，畅述友朋之间的眷念。信函中时附诗作，也有以诗代函的。
父亲在他的日记中，对于接读亲长师友学生书札的记述不少。我也曾于父亲生前，悄悄读过他分列长案几上的知友来书若干封。印象较深的，如萧公权先生的手札，言辞修洁，书法精美，明达智慧，畅抒胸怀，淳朴真挚的牵念之情，溢于字里行间。郭斌龢（字洽周）先生的来书，多与父亲切磋学问，研讨学术导向、筹划办刊济世……对思想困厄中的老友给予支持鼓舞。潘式（字伯鹰）先生的诗函，则充满文人旨趣，以秀逸的书法，轻松的笔调，表述个人生活及父亲所熟悉诸君的近况，言笑举止，跃然纸上，也许是冀借此舒缓一下诗友悲怆低沉的心绪。还有父亲清华、哈佛的同学，东南、清华的同事楼光来先生，对因失恋绝望而难以自持的知友，谆谆劝导，友谊之诚挚恳切，使我深深受到感动。
2010年，我在整理《吴宓书信集》（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出版）时，即联想到父亲接读的那许多师友书札，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，亦应及早搜集、整理出版，公诸于世，嘉惠后人。但当我实际着手进行此事时，才发现搜集是何等的不易，有些已几无可能找见。后从细读父亲日记及其所遗的零星笔记、杂记中得悉，他历年保存的知友书札，在日军逼近，急骤撤出清华园前；在抗战时期流离后方，几度迁徙间，为精简行箧、减轻负担，不得不忍痛毁弃一批。解放之初，对新政权缺乏了解，顾虑重重，尤以1951年冬诗案之失，深惧祸危，而痛将身边多年所藏的知友手札、诗函，连同自己的诗作，自行焚毁。另，自1949年以来，雨骤风狂，天翻地覆，父亲对旧日一般朋友之情志，皆不能明悉。莫知其何爱何恨，何去何从；虎鼠龙鱼，莫知其变态；而忧谗畏讦，皆未敢通信。至于知友书函诗作，虽稳慎周密，决不至贾祸招讥，父亲亦难以完整自存：或在运动中被抄没，或被人窃取，或托付他人代为保管而不肯归还。由于以上种种原因，我所搜集到的父亲师友书札实在数量不多，很觉失望和愧疚。然我经此搜集过程，得与父亲的若干知友后人交流，使我益深感悟和体会父辈学人晚年生活历程的艰困痛苦，增长不少见识。所幸我久居上海、北京的母亲（以离休早，所受冲击较少）不负父亲重托，将他十分珍贵的早年师友书札完好地保存下来。
本书所收一百多位作者的书信284通，均按作者所写第一封信的年月顺序编排。为方便读者阅读，外文来书全部译为中文。本书所收书札数量虽然不多，但时间久远，有些手札，书于百余年前，吉光片羽，映射出时代的印痕，可为历史（或学术史）的补充和佐证。知心友人在困厄不幸中，相互给予的支持、帮助和鼓舞，坚守文化信仰的主张，那些简练、隐忍的笔触，诚挚亲切的话语，令我感动，很自然地想起伏尔泰（Voltaire）所说“书信是生命的安慰”一语的简洁、贴切。
本书如有编译错误之处，敬请读者诸君不吝赐教，给予改正。
最后，甚祈今尚保存有吴宓师友书信的朋友，能赐借编者，增补入书，以臻完备。
2021年12月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