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魏其濛
今年3月初，在欧洲留学的90后青年王远洋接到了一通意外的电话。对方自称是中国驻当地大使馆的工作人员，且来电号码与大使馆官网上的号码一致。对方称王远洋被卷入了一起大型跨国金融诈骗洗黑钱案件，并提示他尽快联系公安机关澄清。
接下来的一个多月，王远洋被巨大的精神压力所笼罩。为了摆脱莫须有的指控，他接受“警方”的24小时视频监控，在“保密令”上签字，为了“取保候审”，他先后向对方提供的多个账户共转账68万余元。4月15日，他前往大使馆向工作人员求助，确信自己遭遇了电信诈骗；4月19日，他委托在国内的家人前往公安机关报案，警方已经立案。
在国内社交网络平台上，王远洋看到，从今年年初至今，有多位海外中国留学生遭遇了同样套路的诈骗。反思中的王远洋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：“回想起来，诈骗熟练掌握精神控制话术，利用了留学生的生活和心理状态、信息差。虽然过程中我一直充满疑窦，但在极度的精神高压下，还是掉进了对方布下的陷阱中。”
陷阱
骗局从那一通来自“大使馆”的电话开始。3月3日是周一，当天11时许，王远洋在手机上接到电话，对方自称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，报出了他的姓名和身份证号，并称上海浦东公安要求他主动与警方联系，因为他可能涉嫌一起跨国诈骗洗黑钱案件。
起初，王远洋觉得这个消息“特别扯”，正准备挂电话，对方镇定地说：“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来我们大使馆看一看，也可以去官网验证电话号码。”王远洋上网搜索，来电显示号码确实与大使馆官网公布的一致。十几分钟后，正犹豫要不要出门去大使馆验证的他接到了第二通电话。经事后验证，来电显示号码与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官网所列的一致。
王远洋说：“现在回想起来，留学这几年，我曾接到好几个一听就是诈骗的陌生号码、奇怪口音的来电。但这两通电话号码无误，说话口吻符合我对公职人员的印象，还让我觉得，不可能有这么简单就能证伪的骗局。”
在3月3日来自“浦东公安”的电话中，对方自称民警“高军”，并报出了警号。正当王远洋一头雾水、着急上火地想要搞清楚状况的时候，“高军”引导他在电脑上安装视频通话软件Skype，并拨来电话。王远洋看到，对方是一个穿着蓝色短袖警服的年轻男子。接着，“高军”使用另一个Skype账号再次来电，但关掉了自己的视频显示。
“高军”在这通电话中解释了王远洋“涉嫌跨国金融诈骗洗黑钱案”的情况：主犯“刘聪”曾是国内某银行的高管，后来调动到欧洲工作，从事洗钱；“刘聪”于今年2月搭乘飞机回国，在上海海关被发现随身携带数百张银行卡，被上海警方逮捕，而其中一张涉案的银行卡就是王远洋的，银行卡流水显示，该卡从2024年6月至2025年1月有数十笔大额转账收入和支出。
“高军”称，警方经审讯“刘聪”得知，王远洋主动向“刘聪”提供银行卡和个人信息，间接参与洗钱；与这张银行卡相关的受害者有16人，其中一位贵州的老人朱某还因此跳楼自杀，朱某的家属正披麻戴孝地在公安局门口闹事，而王远洋则在此前收受了108万元好处费。
电话期间，“高军”给王远洋发来一份“上海市专案指挥中心”的文件，文件上有“刘聪”及其团伙被警方抓获的现场照片，以及涉案的大量身份证、银行卡照片。高军还出示了受害者朱某的“死亡证明书”。
急于向“警方”澄清的王远洋，说明自己并未在上海的银行开户，一定是个人信息泄露了。“高军”则表示，警方虽然愿意相信他，但目前没有对他有利的实际证据，现在必须由王远洋签署“国家保密局保密令”，写下“自清自白报告书”，警方下一步会继续审讯“刘聪”，并前往银行调查，其间王远洋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案件情况。
牢笼
在3月3日的这通Skype视频通话中，“高军”严肃地告知王远洋，警方要求，这通视频24小时不能挂断，除了睡觉时间外，王远洋必须每2小时向警方“报备”，如果外出，要详细说明外出理由和外出、回家的时间；他还要求王远洋在手机上删除小红书等社交App。表示如果不照做，办案方向很可能对他不利，最坏的后果是，王远洋会被引渡回国，面临至少几个月的审查，在档案上留下污点。
王远洋照做了。他告诉记者，正是因为这一个多月的视频监控“牢笼”，让他承受了精神高压，一步步被诈骗分子控制，即使心里疑窦丛生，多次怀疑自己遭遇了诈骗，仍然不敢向官方机构、亲友求助。
如今回想起来，王远洋觉得诈骗分子一直让他在情绪上“坐过山车”：“他们利用我担心自己前程的心理，以及对洗钱案中受害者的同情心，一会儿演戏吓我，一会儿又让我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，还时不时关心一下我的生活。在精神高度紧张焦虑的时候，我的理智让步了。”
3月10日，诈骗“剧本”走向了“转账”这一幕。当天，“高军”突然给王远洋发来“刑事拘捕令”“强制性资产冻结执行书”“取保候审决定书”，文件上盖有上海市人民检察院“公章”，以及“检察官袁国霞”“书记官高天立”的姓名章。“高军”在告诉王远洋，自己为他向“检察官袁国霞”争取到取保候审的机会，保证金是“好处费”的一半，即54万元人民币，案件办完后，这笔费用会立刻退回。
接下来的一个月，“高军”“检察官袁国霞”“书记官高天立”等人多次给王远洋打来电话，以支付“保证金”“庭审费”等为由，先后数次要求向“香港廉政公署”相关负责人等的银行卡号转账。诈骗分子引导他找借口向父母、同学借钱，并以关心的口吻，嘱咐他留好生活费。期间，对方以“确认银行账户没问题”的理由，将他转出的一笔7.5万元款项转回，数天后又要求他重新转出款项。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在王远洋提供的网上银行转账记录上看到，3月12日，他向中国香港某银行的账户转账港币19万余元；3月27日，向前述账户转账欧元1.7万元；4月8日，向中国境内某银行的账户转账人民币19.9万元，4月9日，分两次向中国境内某银行的两个账户转账人民币4万元、5万元。
经事后计算，加上数笔“手续费”，王远洋共从自己的账户转出人民币68万余元。
求助
让王远洋进一步怀疑自己被诈骗、想要向外界求助的，是4月13日来自“金融监管科民警陈科长”的电话。“陈科长”告诉他，目前取保候审的手续还未办好，需要他用个人账户再转账14万元，而这与“高军”“袁国霞”此前承诺的“警方会垫付保证金14万元”不符。王远洋再三追问，“陈科长”都以训斥的口吻避开了正面回答。
于是，王远洋冒着违反“保密令”的风险，出门找一位朋友商讨。在朋友的帮助下，4月15日，他联系到国内一位兼任律师的刑法学教授，倾诉了自己的遭遇。“那位教授非常直接地告诉我，我肯定是被诈骗了，必须马上去大使馆求助。这个消息简直是晴天霹雳。”
很快，大使馆内负责领事保护业务的工作人员当面告诉王远洋，他一定是遭到了诈骗。“工作人员立刻说，冒充大使馆来电的骗局已经发生过很多次；大使馆的电话只接听来电，不会主动往外拨出。回家的路上我几乎精神崩溃，后悔、自责、愤怒等情绪同时涌上来，都快站不住了。”
4月22日，大使馆工作人员向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确认王远洋前来告知遭遇诈骗一事，并表示，使馆高度重视针对在当地中国公民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，多次在使馆网站、微信公众号和小红书号发布有关领事提醒。记者看到，3月6日，使馆领事服务网页发布了一篇《领事提醒》，告知中国公民谨防以使领馆名义实施电信网络诈骗。
识破骗局的王远洋不再理会诈骗分子的频频来电，联系了在国内的家人，委托家人报警。4月19日，他的家人向北京市公安机关报警，警方已经立案。派出所民警向他的家人表示，该案涉及金额较大，由于涉案的部分银行账户不在境内，办案有一定难度。
心情慢慢平复，王远洋开始反思整个受骗过程。他说：“我并不是完全没有反诈意识的人，受骗过程中内心也一直有疑问，但出于恐惧、焦虑、侥幸等心理，没有勇气向外界求助。留学这几年，我没怎么接触过反诈知识，平时大部分时间都扑在学业上，也很少看国内的社会新闻、社交平台。”
王远洋回想起3月3日的电话中，“高军”让他删掉的社交App。于是，他很快搜索到一篇讲述类似受骗经历的帖子，那是在美国留学的00后青年李晓峰于4月3日所发的。在帖子留言区，有多位在欧洲、北美、澳大利亚、日本等地的留学生表示自己近期也接到了类似电话，有的已经受骗，损失了财产。
李晓峰用3万余字的篇幅，详细记录了自己从2月14日开始受骗的经历。骗局同样包括冒充使领馆和公检法人员来电、精神控制、24小时视频监控，只是涉案缘由、借款理由等都针对李晓峰“量身定制”。在识破骗局前，李晓峰共向诈骗分子转账人民币67.5万元。3月下旬，李晓峰到当地领事馆陈述了事情经过，并向当地警方报案，又委托在国内的父母向公安机关报案。
李晓峰在帖子中写道：“我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后，发现置顶的第一条就描述了我遭遇的这类诈骗。反诈中心提醒海外公民：使领馆不会打来电话告知您的身份信息被冒用，不会将电话转接至内地公安局！我的难受和自责涌了上来，置顶已经是去年12月30日了，早有太多像我这样的受害者。”
帖子发出后，李晓峰收到了一些宽慰的留言，也有人嘲讽他“怎么这么蠢啊”“笑死，钱太多人太傻”等。他在帖子的末尾补充道：“说看到这些不难受，那是假的。但我知道自己一定要强大，被嘲笑、被攻击，我不在乎。我的经历一定会让许多看到的人有所收获，更深刻理解‘诈骗’二字的含义。只要你看见我的经历，骗子或许就少骗到哪怕一块钱。”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王远洋、李晓峰为化名。）
来源：中国青年报客户端
